【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先后在孔子故乡和京华两地问学，涉猎历史学、法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所学越广，越感“博专兼顾”之难。有时，我会以“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自警，期许“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
时下，学术界大力倡导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对博专兼顾、知行统一的体会更深。要做好这件事，必须立足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创新，运用历史、世界、科学和实践的多维视角开展研究，努力在学与思、知与行之间实现平衡，探求学与用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载录着文明发展的脉络，映照着未来前进的方向。所谓历史视角，就是将事物和现象放到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在发展进程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提升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
回想1987年刚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恩师张传玺先生就告诉我，研究历史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土地制度无疑是最为核心、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他主张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土地国有制形成及其瓦解过程中，从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演变中，找出其基本的发展变化规律。为此，他在这一领域持续深耕，撰写了大量精品力作，推动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恩师饶鑫贤先生的治学风范深深启迪了我。他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时，注重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华法系”等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进行把握，直到晚年仍致力于《中国法律思想史大要》的写作，大大推动了这一学科的繁荣发展。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一路走来，我深刻体会到，做学问离不开历史的“长镜头”和“望远镜”。历史的视角要求我们树立大历史观，既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也要掌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既要看一时一地，也要看长远大势；既要讲宏大叙事，也要明察秋毫；既要“向后看”，也要“向前看”。
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为例，近代以来中国从模仿学习到自主探索、从封闭落后到全面开放、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接续性、积累性、渐进性发展的历史特质。通过深入学习研究，找寻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趋势，才能为认识现实、指导实践和判断未来提供支撑。
世界眼光，强调从全球视角观察和思考重大问题，以宽广视野把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放在相互关联的整体中来认识，并由此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放眼寰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只有不断拓宽世界视野，才能更好理解当今世界格局的演化趋势，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机理、探究规律，提出因应策略。
在北大读书时，张传玺先生不止一次告诫我，虽然所学专业是中国古代史，更具体说是秦汉史方向，但一定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谈起他的导师翦伯赞先生是如何注重培养世界眼光并大力推动北大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翦老的研究领域虽在中国史，却是那个年代发展世界史最热衷的提倡者。他早在1943年刊发的《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中就指出，当时的史家都把中国史当作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历史，并不关注与世界史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史固然有其自己之独特的运动和发展，当作世界史中的有机之一环，则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又绝不能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翦老强调，世界通史必须注意中国的历史，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始能全面观察。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翦老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很快就组织成立了国内首个世界史教研室，汇聚了可谓当时最豪华的世界历史研究阵容。
无论古今中外，开阔视野、立足整体，都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条件。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做学问要始终保持耐心和定力，尤其需要持有科学眼光和理性精神，应对新情况、处理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反观现实，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思潮正严重干扰学术研究，使不少研究受制于大众情绪而非理性判断。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身居庙堂，不察实情，不接地气，做着束之高阁的纸上学问。凡此种种，都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实际上，学与用不是彼此分离、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砥砺促进。需要看到，学与用之间的贯通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往往要经历反复探索、持续积累和长期磨合。近年来，人工智能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影响日益凸显，我们既要积极拥抱技术进步，善于运用新工具赋能知识创新，也要提高辨析能力和治理能力，更好服务于知识生产和体系建构。
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良性循环，关键是立足现实、面向“当世之务”，在实践中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检验知识、深化认识。实践的眼光首先意味着对自我有清醒认知，既明白自己的优势，也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基于这种清醒，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把人生规划落到脚踏实地、目标明确的行动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持有这种不漂浮、不盲从的姿态，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才能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理性，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我看来，一个成熟有为的学者应恪守三个原则：一是以问题为导向，敢于直面挑战，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二是以效果为目标，衡量实践活动要看实际成效，而非形式上的花拳绣腿或表面上的光鲜亮丽。三是以创新为动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方法、新路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
应该说，历史、世界、科学和实践这四个视角、四种眼光，既是想问题、做事情需要把握的重要方法，也是学术研究避免短视、偏颇和空转的重要保障。基于这一考虑，我在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乃至出国访学阶段，都有意识地变换一下专业，甚至变换一下院系、学校乃至地方，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尽可能更加丰富一些，学术视野更加宽阔一些。200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了一项活动，邀请全院优秀青年学者向新选出的142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进行访谈，并结集成册。次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又组织了在哈佛学习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对全校各学科的近50位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度访谈。我认为，只有切实把这四种眼光贯通起来，才能在“学”与“用”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有机统一。
进一步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需要这种学与用相结合的努力。既要从学理上总结和阐释其理论与实践创新，也要以自主知识体系回应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彰显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以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张冠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本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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